陈晓的言行与表态与此前本刊采访一致，早些时候他接受本刊采访亦提到自己不想背负太多，背负太多源于社会的病态;
以下为本刊采访实录：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经历了这场“国美之争”，你是什么时候下决心离开国美的？
陈晓：离开国美，2008年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。“争夺”这个词，是媒体杜撰出来的东西，争夺什么了？争夺反映在股权变化上，我的股权多了，他的股权少了，这叫争夺。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变化，争夺什么呢？对我来讲，就不应该再往这个方向来跟他们去搅和，说这些话，没必要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离开后，你希望国美怎样发展？
陈晓：我跟他们也讲了，我离开了，希望看到这个公司平稳地过渡。我们曾经为这个企业付出过，所以不会说我有一天不在了，我就把它打死。从做人角度是不应该的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新董事进入后，后来你就不太管公司的事了？
陈晓：也不是不管了，实际是尽我的能力，尽我的影响力，我希望这个企业不管我在还是不在，还是希望它好。对我来讲，这是个孩子，有一个好结果总是欣慰的。评价别人的孩子、隔壁家的孩子总是容易说：孩子漂亮，孩子聪明。但是，评价自己的孩子，总是很纠结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你的新事业开始了吗？
陈晓：新事业不是做某一件事，也包括做投资，实际上我们看机会****做什么。我做消费时间比较长了，这个领域比较有感悟。现在往前的这个十年是财富积累最快的十年，从消费领域看，刚性需求前期是很强烈的，买车，包括家电。哪些消费行业弹性需求有好的成长，这是我比较关注的这个部分，这有很多了，包括健康领域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文化和创始人文化？
陈晓：职业经理人文化能否成长，和家族企业实际上没有什么关联，因为企业是家族的就不好了？这个企业不是家族的就好了？这不是一个标准。
文化是一个很难讲的问题，本来就是稀有物。上海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可能和它的历史有关系，最早开放的港口，十里洋场，最早开放的市场。职业经理人文化形成比较早，上海人的教育传统都不一样，就是说找份好工作；北方都是长大以后做老板，不是打工的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这两年你背负了太多的东西，你自己如何看待？
陈晓：这个社会是个浮躁的社会。因为浮躁，很多人都想暴富，现在年轻人的暴富心态也很强烈，浮躁绵延到各个层面去，包括草根对所谓成功企业家的这种羡慕、忌妒、恨，这种东西就变成了病态的东西。所以心态越来越复杂，把道德、价值标准，一些起码的、人性的东西，良性的、良知的东西，都淡化了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你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犹豫，或者彷徨、痛苦的时候吗？
陈晓：这不需要太陷在里面。有什么压力呢？压力就是媒体对你有压力，我们的民众对你的理解不够，这些东西反映的都不是深层的问题，不是本质的东西。深层的东西，总是摆在那里的，谁都会看清楚，不用担心的。你说为别人对你有看法，那你活着就累了？假如你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，你永远就不会累了。别人怎么想不重要。
